其中第一条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公开原则。
（二）郑俊明对台北市交裁所等案[6]62-63声请人是以驾驶货车为职业的司机，一日驾驶营业所用的货车在台北市与一辆逆向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发生事故，该声请人没有停车而是继续行驶。在以上三种情况中，只有第一种情况行政机关具有实质过错。
改变这种状况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如沈岿教授提出的确立裁量明显不当的司法审查标准[19]，在我看来，对概念略加改造并且还要修改诉讼法的方案，究竟能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依然有待观察。为能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行政机关倾向于作出较大包容性的行政行为。四、从比例原则到比例技术由于比例原则的缺陷，需对其定位进行检讨，这突出体现在其与合理性原则的关系上。（一）合理性原则对比例原则缺陷的克服无人有义务做不可能之事正义原则的基础是主体能力的界定，由于不同个人或单位能力及客观情况的不同，这种认定往往并非易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遭到批判，原因在于行政合理性原则既难以把握，又难以指导实践，实际上它是用虚幻的理念来制约纷繁复杂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现实。
[18]五、结语：回归中国、兼包并蓄行文自此，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最后可归结为：中国要在什么层面引进比例原则？这种讨论不应脱离合理性原则与滥用职权标准的中国现状这一背景：行政诉讼法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效果不佳，导致没有可操作性，造成行政合理性原则理论上重要、实践中却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事后四维公司根据有关规定认为工业冷却机不是冷气机，因此不需要缴纳货物税，为了向有关部门申请退还卖方国友公司原已缴纳的货物税款，于是将国友公司贴于机器上的货物税查验证自行撕下，以作为申请退回税款的凭据。由于立法者在规定财产权内容时，必然会对其社会关联性有所考量，并为追求公益而为财产权设定内容边界，这样，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就应该属于对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界定，从而其本身不构成对财产权的限制。
社会经济基础的这种根本性转变，使得财产权的绝对性开始受到限制，财产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约束。[47]在宪法法院看来，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居住于他人出租的住房，而且住房作为承租人的生活中心对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地下水的使用已经不再是土地所有者用来饮用、灌溉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公众对于自然资源的享有，因此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就被科以了社会义务。[1]例如林来梵：《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法学》1999年第3期。
对于这种相对轻微的限制，并没有危及财产权的本质，所以可以期待财产权人的忍耐。有出租人提起宪法诉愿，对《住房解约保护法》的合宪性提出质疑，认为该法是对出租人财产权的侵害。
这种转变在社会学上的基础，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中，个人在生存状态上的根本变化，也就是从基于私人所有权的个人生存到基于社会关联性的个人生存的转变。换言之，立法者有权力通过立法来形成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这与立法者通过立法来规定财产权的社会边界，究竟是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之所以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乃是因为财产权本身存在一个悖论。进一步，宪法法院认为，土地的使用主要在于地表的使用，因此限制对于地下水的使用并没有侵害财产权的本质内容，[44]因此，《水涵养法》是合宪的。无论在措辞还是在精神内涵上，这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财产权观念毫无二致，而与《共产党宣言》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目标根本不同，这也导致了私有财产权条款与社会主义条款的紧张关系。
比如，只有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立法者对物权的种类、内容、公示手段、效力作出规定，[60]才会形成民法上具体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进而，才可能在宪法层面明确这些权利也是排除国家干预的。对无补偿的单纯限制和须补偿的征收进行区分和类型化，并为二者分别设定合宪性的审查标准，才能为财产权提供严密无疏漏的宪法保障。所有权被认为是全面的、永恒的、抽象的、独立于他人意志的。（征收）是以剥夺或者负担的形式对财产的侵害，其以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方式影响有关的个人或者人群，强制其为公众承担特别的、与其他人相比不公平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预期的牺牲。
我国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点在东方和西方似乎并没有差别。
基于以上的论证，《住房解约保护法》排除出租人出于提高租金的目的而解除合同的可能性，就基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以及社会国家的原则而得到了正当化。[2]Junktimklausel是指法律规范就某一事项予以规定时，必须同时就与该事项相关联的其他事项进行规定，就财产权规范而言，意味着征收规范和补偿规范相互连结、相互依存，规定征收的法律必须同时规定补偿。
但无论如何，急剧现代化带来的人类生存愈加相互依赖，并且愈加容易相互侵扰的事实，已不容我们去追求充分张扬的财产自由。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机动车按车牌尾号在工作日高峰时段限行，每周限行一天。举例来说，道路建设工程所导致的道路沿线的商店、报亭等的销售损失，就属于不必补偿的单纯的社会约束。[7]在这种理念下，对个人所有权的绝对保护，与契约自由等，共同了构成近代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宪法财产权的规范构造中引入社会义务，必须避免对其做夸大的解释而使得保障不受干预的自由领域的效果彻底丧失。（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征收是一种对平等原则的违背。
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19]Vgl.PeterBadura,Eigentum,in:ErnstBenda,WernerMaihofer,Hans-JochenVogel(Hrsg.),HandbuchdesVerfassungsrechtsderBundsrepublikDeutschland,Berlin,NewYork:WalterdeGruyterGmbHCo.,2.Aufl.,1995,S.328ff.[20]BVerfGE24,367(389);BVerfGE50,290(339).[21]Vgl.WernerB?hmer,GrundfragenderVerfassungsrechtlichenGew?hrleistungdesEigentumsinderRechtsprechungdes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NJW1988,S.2563.[22]洛克：《政府论》(下篇)，第29页。
宪法规定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古典自由主义式的财产权绝对的理念与规范逻辑完全不同，以保护私人自由为中心的传统财产法理念，开始让位于将财产权的社会关联性予以同等强调的理念。宪法上财产权的标的从对物的所有权扩充到了任何具有财产价值的私权利，这一解释使得民法所保护的所有权（Eigentum）转变成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权（Verm?gensrecht）。
正是为了再度获得平衡，征收必然要求相应的均衡补偿，与此相对，对于财产权的一般性的内容限定并不要求补偿。[64]立法者必须恪尽保障财产权的义务，而其任何的限制性规定，都应该受合宪性的审查。
康德认为，自由的任意只是片段地使用理性，然而自由有着实践上的现实边界，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关系的整体状况，也就是把理性逻辑一致地贯彻下去，会发现自由有其客观的规律。[26]这种社会基础的变化，意味着，一些人（雇员、打工者、住房的承租人等等）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另外一些人（雇主、老板、房屋的出租人）的财产，从而后者的财产权就可能受到更多的限制。此种无补偿的单纯限制在各种法律制度中是大量存在的，试举数例如下：1.房屋租金。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财产法中的基本权利问题研究（11YJC820170）的阶段性成果。
这些规定与那个时代西方的财产权绝对的观念，与近代宪法将财产权作为个人自由去保障的观念是一致的。[48]立法者必须通过立法来建构能够实现社会平衡的、符合社会正义的财产法制度。
这种见解对于财产权保障效果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但却显然未考虑到财产权的内容有待立法形成的特点。[23]同时，个人的发展也完全依赖于其所有权，没有足够的私人财产就无法获得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草案最初的表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对财产的征收必须予以补偿，而财产权承担社会义务则是不予补偿的。
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如果某种财产本身有着较强的社会关联性，则它就应该受到更多的限制。这一条文体现的正是征收和补偿作为唇齿条款（Junktimklausel）的规范内涵，[2]也就是要求征收必须伴随着补偿，无补偿则无征收。当事人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主管机关认为其行为危及城市的水源涵养，从而拒绝颁发许可。
而在个案中究竟以何种理论作为主要的论证框架，很多情况下只是取决于该当个案论证上的方便。规定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是魏玛宪法被视为近代宪法转向现代宪法的界碑的重要原因。
[17]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这种由宪法确立的、有着显然的公法价值取向的法律规范，深刻地影响着民法的财产权制度。1.特别牺牲理论（Sonderopferstheorie）特别牺牲理论起源于个别处分理论，[54]这种理论认为，所谓征收是对特定人在个案中的财产利益的个别侵犯。
[37]BVerfGE50,290(311ff.).[38]BVerfGE50,290(315).[39]参见佐藤孝弘：《社会责任对德国公司治理的影响》，《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联邦最高法院在使用特别牺牲理论认定征收时，也使用了不可预期的牺牲、严重侵害作为限定词，而联邦行政法院在用期待可能性理论界定征收时，也在考虑造成特别牺牲这一后果因素。
